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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代孕的主观方面研究报告
发布时间:2017-12-24 21:12:08

代孕到底在主观方面存在哪些合法化障碍呢?下文,我们将尝试从代孕需求方、代孕母亲和代孕婴儿三个角度去探寻代孕可能存在的人伦情理问题,并且探讨这些问题到底足不足以成为代孕合法化的主观方面障碍。

(一)代孕需求方角度分析

对代孕需求方而言,最大的心结可能莫过于“我的孩子不是我/我妻子生的”。无可争议的,夫妻的结合让妻子十月怀胎,最终诞下共同的结晶,延续共同的血肉后代,自然是最和美的愿景。但问题就出在,如果因为某一因素,使得这个美好的期愿无法达成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接受“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从而实现我们可能认为更为重要的东西,例如传宗接代、延续基因,或是为人父母、养育后代的权利?

其实,如果回顾中国传统社会的习俗,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很早就已经对这一观念做了不同程度上的妥协让步。

首先是过继。在古代社会,过继是指自己没有孩子,收养同宗之子为后嗣,是传统宗族观念中的一种收养行为。并且,出于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观念的影响,过继大多是从父系的宗族中,收养一位子女以维持祭祀香火或男性继承人。也就是说,过继的孩子,并没有养父母任何一方纯粹的基因,而最多是与养父一方有亲缘的关系。

其次是纳妾,一说古代中国娶妾是因为正室不能生育,传统上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妻子如未能生育,害怕丈夫绝后,妻子为了维持自己在夫家的地位,所以才出此下策。晋朝时,有人名张硕,“妻无子,娶妾”。虽然纳妾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男人为了满足欲念的行为,但正妻不能生育,纳妾以传宗接代却一直是男子纳妾的理由之一。相比于过继,纳妾已经更近了一步,因为纳妾所生育的孩子,虽然依然没有妻子的基因,但至少已经有了纯粹的来自于丈夫的基因。

过继与纳妾的社会习俗已经说明,在夫妻双方难以生育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下,为了传宗接代或者养儿防老,人们可以接受一个不是或者不完全流淌着夫妻双方的血液,并且不是妻子所生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子女。而如今,代孕技术已经完全允许让我们做到,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于夫妻双方,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其他女性的子宫,也就是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完全流淌着夫妻双方血液的孩子,只不过不是妻子所生罢了。举重明轻,如果社会上千百年来已经接受了过继与纳妾,那也理应给代孕一定包容的空间。

当然,反对者可以辩驳,只有在延续后代的意愿足够强烈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去接受一个不是我/我妻子生的子女,而现代社会,随着观念的开放与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这一意愿已经越来越弱。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的是“接受代孕”并不意味着每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都必须去通过代孕来延续后代,而去寻求代孕服务的夫妻必然出于种种原因有着对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二)代孕母亲角度分析

代孕技术中代孕母亲的出现,将女性的生殖功能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当“生殖”被强调时,不同的人群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联想。支持者认为,女性通过利用自己的生殖能力,充分实现其价值,和其他利用脑力、体力的工作一样,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获得酬劳”,是女性生殖自主权的体现,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与开放;反对者则认为,代孕将女性物化了,代孕母亲成为了某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与手段,变成了冷冰冰的“物”,剥离了其生而为人的情感,而这无疑贬低了代孕母亲的人格尊严。如果我们更细致的考察一下反对者的观点的话,可以发现反对者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代孕母亲被“工具化”了,二是代孕母亲与代孕胎儿存在“情感异化”。以下分别加以探讨。

对于“代孕母亲被工具化”这种反对者的观点,其依据可能是康德的著名论断“决不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或工具。如果代孕女性仅仅被当做了工具,那么这种行为就违背了上述的“绝对命令”原则。可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代孕女性还是代孕需求方的认知当中,都不单纯的将代孕女性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双方在代孕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寻求自身目的的实现。

从代孕女性的角度而言,她们并不会仅仅把自己当做生殖工具,她们在实现代孕需求方拥有后代的目的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美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普·帕克曾在1983年对125名潜在的代孕女性进行访谈,研究她们的代孕动机,他认为,女性是否替人代孕主要权衡三种因素:(1)她们对钱的欲望和需求;(2)她们对怀孕的享受和欲望;(3)她们认为放弃婴儿利大于弊。其中,89%的女性认为,报酬是替人代孕的主要考量因素和必要条件。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了,第一,报酬并非是替人代孕的充分和全部条件,因为并非百分之百的女性都认为报酬的必要条件,即便这么认为的女性,也仅仅是将其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而非全部原因,其他两个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量;第二,即便女性不可否认的主要是为了报酬的而去从事代孕,通过商业代孕以获得经济利益,和通过利他代孕获得精神利益一样,都是达成了代孕女性自身的目的。

因此,从代孕母亲的认知出发,她们并不仅仅是被动的被当做了工具,其实也在代孕过程中主动追求者自身的价值与目的。

从代孕需求方的角度而言,他们通过代孕母亲妊娠分娩了自己的后代,是否会将代孕女性仅仅视为生殖工具呢?菲奥娜·麦卡勒姆等通过对代孕需求方的实证研究支出,代孕需求方与代孕女性无论通过商业代孕或者是通过利他性代孕而建立起了联系,一旦双方进入代孕安排,大多还是会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例如,代孕需求方的妻子常常会陪着代孕女性做产前检查,或者是在代孕结束后保持良好的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的代孕市场,在中国,代孕制度尚未建立,代孕市场依然处于混沌而灰色的状态的情况下,上述现象鲜少出现,并且考虑到种种因素,许多代孕需求方甚至会要求在代孕结束后切断与代孕女性的一切联系,尽量避免代孕婴孩与其孕母再见面的所有可能性。但是,即便我们仅仅从保障代孕成功的角度出发,代孕需求方也应当尊重代孕女性,善意的、正确的对待她们,换言之,通常而言,代孕需求方也不会仅仅是将她们作为一个生殖工具。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代孕母亲被‘工具化’”的观点无论是从代孕女性的方面还是从代孕需求方的方面来看都并不成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代孕母亲与代孕胎儿存在‘情感异化’”这种观点是否是成立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代孕女性在妊娠过程中不能真正自由、自觉地发展与腹中胎儿的感情联系,因此代孕剥夺了她们的情感自由,使代孕女性“情感异化”。不过,有研究表明,代孕女性可能会“自我客体化”。

范·齐尓和范·尼克尔克对代孕女性的心理研究显示,代孕女性会自我暗示“我不认为代孕婴儿是我的”、“代孕婴儿不是我的,我仅仅是怀孕、分娩他/她”、“我像是一个‘旅馆’”等,通过强调代孕婴孩是代孕需求方遗传物质的结合物,与代孕女性自身没有遗传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生殖的关系,来或多或少地抑制他们对腹中胎儿的情感递增为母爱情感。这是一种代孕母亲自然而然所形成的的自我保护,以避免分娩后,与代孕婴儿产生难以分割的亲情,减轻分离的痛苦。需要与上述工具化的问题略作区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代孕妇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工具化了,但是,代孕妇女是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将自己视为工具,而并非仅仅将自己视为工具。

不过,虽然这种大脑自然而然形成的“自我客体化”的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辩驳了代孕女性“情感异化”的观点,我们却必须承认,代孕妇女在妊娠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与代孕婴儿产生了某种感情上的联系,也因此无法避免的遭受了与代孕婴儿分离的痛苦折磨。美国著名的Baby M案中,代孕母亲Mary Berth出于亲情,企图留住代孕婴儿,甚至不惜采取了一系列威胁自杀、带着代孕婴儿潜逃的极端行为,足以反映与孩子分离会给代孕母亲带来的难以摹状的痛苦。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虽然将孩子的监护权最终判给了寻求代孕服务的Stern夫妇,强制终断了代孕母亲Mary的亲权,但同时也宣判代孕协议因违反供需良俗而无效。因此,在“情感异化”这一问题上,代孕的支持者似乎没有办法完全反驳反对者的主张,这也就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代孕?

究其根本,代孕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区别,实际上在于:前者的劳动产品是人,而后者的劳动产品是物。物是可以为劳动者所有或者未雇主所有,可以从劳动者那里分离,可以进行商品交易;但代孕婴儿与代孕女性的分离实质是代孕女性放弃亲权和监护权,将代运婴儿交由代孕需求方养育,然而代孕婴儿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人,不能像物品一样为代孕需求方所有,更不能像上那样进行交易,否则是买卖婴儿。

所以,生殖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不能等同于一般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亲权是处于代孕母亲的“自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她所承受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的“感情异化”一个更易于接受的理由。从这一点来看,澳大利亚、 美国等国家的制度所设计的“犹豫期”是合理的,即在代孕母亲分娩以后,给其一段时间的“犹豫期”考虑是否放弃婴儿;即使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决定放弃,也给他们一个“修改机会”,如果她们后悔放弃代孕婴儿,可以收回当初的承诺。

综上而言,代孕虽然并非就绝对地将女性“物化”、“工具化”了,但是其给女性带来的“情感的异化”,也就是其与代孕婴儿分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血肉割离的痛苦,却是从伦理角度难以解释与接纳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尊重代孕女性的“自愿选择”,只有完全基于代孕女性的自愿而放弃了其对代孕婴儿的亲权,才能缓解“情感异化”带来的伦理纠葛。

(三)代孕婴孩角度分析

 每个人都有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然而,对于通过代孕手段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当他们知道养育自己的母亲并非生身之母的时候,会受到怎样的心理冲击,这一现实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乃至整个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担忧,也正是从代孕婴孩角度引发伦理争议的源头所在。

但孩子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现实也许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美国Jadva教授对42个寻求了代孕服务的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孩子1岁的时候,所有家庭都打算告诉孩子的身世;当孩子10岁的时候,30个(占91%)家庭已经告诉孩子的身世,还有3个(占9%)的家庭也打算尽快告诉孩子的身世。(见表-1)既然孩子在10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通过代孕所生,那么他们是不是感觉到无法面对自己是通过代孕所生这一事实呢?这是否会给将来孩子的成长带来麻烦呢?

Jadva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孩子7岁和10岁的时候,9人(占64%)非常希望见到代孕母亲;在孩子7岁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代孕母亲,在孩子10岁的时候,13人(占93%)孩子都喜欢代孕母亲;在孩子10岁的时候,5 人(占24%)对自己通过代孕出生这一事实保持积极的态度,14人(占67%)对自己通过代孕出生这一事实保持中立或不在乎的态度,孩子并没有因自己是代孕所生出现愤怒的情绪。(见表-2)

当然,即便孩子对自己代孕的身世背景还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我们依然无法排除,因代孕而引发的后续纠纷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的隐患。例如2017年在上海发生的全国首例代孕案中,罗某与陈某婚后未能生育而又求子心切,想方设法找来卵子并“借腹“代孕生了一对龙凤胎。而一双儿女才满三岁,孩子的父亲却突然罹患疾病去世,而后,公婆和儿媳之间爆发了争夺孩子监护权的诉讼“大战”。“《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对于监护权的顺位规定正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来自于血亲的监护和抚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而监护能力、生活环境、感情建立、隔代教育的利弊只能在有监护资格的同顺位人员之间才有比较的余地。”当成年人世界的争议难以协调平息,至少保留儿童世界的一方净土,法官提出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许是此时对孩子的最好的保护途径。

(四)结论

“代孕”作为新兴科技发展而成就的时代产物,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非传统的,也许正是这种陌生感,让人们乍一眼看到“代孕”这个词时,觉得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行为习惯,因此会和人伦情理产生巨大冲突。

但是,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代孕需求方而言,虽然存在“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心结,但是对比中国传统的过继、纳妾这些习俗,对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能够让人们克服这样的心结;对代孕母亲而言,“子宫商品化”、“妇女工具化”更多的是从旁观者的立场作出的辩驳,无论是代孕母亲还是代孕需求方,都并没有就将妇女仅仅作为一种生殖工具,因此代孕母亲的人格并未因此而受到贬低,但是,代孕的最终结局——代孕母亲与婴儿的分离给孕母带来的精神痛苦却是无法避免的,为了缓解这种“情感异化”,我们应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代孕母亲在放弃亲权这一点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代孕婴儿而言,孩子对自己是通过代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件事本身,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接受,但是,因代孕而引发的成人世界的纠纷,却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解决这些纠纷时,应该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以求给孩子最大的保护。

总结而言,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代孕存在一定的主观方面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冲突并非绝对无法克服的,而是要求精细、合理的制度设计来缓和。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代孕带来的伦理争议或情感冲突而将代孕“一刀切”的拒之门外,伦理或是情感,不应当成为阻碍代孕开放的挡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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