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生育一站式咨询平台
网站地图 | 美国合法代孕网 | 试管婴儿网
“无锡冷冻胚胎案”背后的代孕问题
发布时间:2017-12-24 21:10:00

背后的问题

“无锡冷冻胚胎案”看似画上了句号,但其背后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被真正解决。法学家们将目光聚焦与“无锡冷冻胚胎案”中涉及的诸如“胚胎”的民法定性,“胚胎”能不能被“继承”,原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在何种程度上限制原被告双方的权利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虽然是问题,但似乎也只不过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民法学问题。如果我们跳出民法学的视角再重新考察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还会感觉这些看似值得争论的问题似乎都多少有点似是而非。

诚如杨立新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中,表面上争议的是当事人去世子女遗留的冷冻胚胎继承权或者支配权,但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力图保持对该冷冻胚胎的支配权,继而在适当时候进行代孕,使双方家庭的血缘关系得以延续。这才是该案争议的实质。不过,无论是在该案的判决上,还是在我们写的文章中,都隐蔽了这个问题,不去说明,而在实质目的上,就是为了通过对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的判决,给当事人留下延续血脉、传承后代的机会,而不使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血缘关系就此终结。因而,由于该案引发代孕是否合法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在本案结束之后,争议双方当事人必然提出的要求”。

如果我们去问“无锡冷冻胚胎案”为什么会引起广泛地热议,笔者以为一定不会是因为在民法上“胚胎”到底是“人”还是“物”性质不明,也不会是因为对胚胎到底是“继承”还是“确权”尚有争议,而是因为对这两家失独老人来说,法槌一落,要不胚胎终将被销毁,两家无再续香火之可能;要不胚胎归属老人,老人将会想方设法通过尚不合法的代孕让孩子降生并替自己的子女养起再下一代。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和普罗大众对这个问题的视角倒是比许多法学家或学者来得更毒辣些,他们一下子触及了这个案子背后的核心问题:一边是“绝后”,另一边是违法代孕,这样难办的矛盾的案子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如果真的将胚胎判给了两位老人,那怎么看待之后很可能会发生的“代孕”问题呢?

不过,二审法院法官确实是聪明的。他们从这看似必须在两难中作抉择别无他法的案件中,硬是开辟出了第三条中间进路。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支持“失独”老人享有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的同时,也在判决书中明确载明,“权利主体在行使监管权和处置权时,应当遵守法律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即二审法院认为两家老人确实享有这个胚胎的监管处置权,但目前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只能是继续将胚胎冷冻起来,而不能违背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去选择代孕,除非有一天政策或者法律改变了。

这样的讲法当然是明智的,能够让法官们在最大程度遵从自己内心的“伦理”“情感”的同时,也不至于违背了自己的作为法官的基本持重。然而如果我们作为研究者去研究这个案子,只是把结论讲到这里,那便一定是不理想的了。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用一个中庸的“等着吧”来回避问题,我们要深入进去,要试着探求这两家老人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能“合法去代孕”的那一天,我们要研究这样的“等着吧”究竟会等出个什么结果来!

问题与进路

为了便于下文讨论,我们首先把问题明确下来。对于“无锡冷冻胚胎案”,人们热议的,或者说法官心中难以作出最后决断的,其实正是到底应当让两位老人确定绝后,还是应当给“代孕”留下可能。但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个前置问题的——在我国,代孕到底是可能的,还是压根就永远都“不可能”。如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也就是说其实“合法的代孕”是注定“不可能”的,那这个案件人们忧心的或者好奇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怎么判,都是“绝后”。那把胚胎判给老人们,除了带来点心理上的宽慰可能也别无它用。

具体而言,现在阻止我国代孕合法化的不是客观上医学技术达不到,而是这项技术似乎会在主观上对人来说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感或者说人伦情理冲突。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医疗机构禁止临床应用…或者存在重大伦理问题(如克隆治疗技术、代孕技术)”。似乎国家卫计委之所以严禁任何医疗机构临床应用代孕技术正是因为该技术存在严重伦理问题或者说于情感上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冲击。然而,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了确切的代孕技术存在的具体的伦理问题或情感冲击问题。故而下文,我们将首先细致探讨阻碍代孕合法化的可能存在的主观方面的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如果说在主观方面并不存在严重的合法化阻碍,甚至存在支持合法化的正当理由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的考察,作为一项“制度”或者说“选择”的合法代孕在我国是否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应当意识到代孕的放开是一个“制度”层面放开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一次两次”问题,因为它面向的是人群而不是一个两个个体(这一点在下文还会更详细的说明)。 而对于一项制度选择来说,很重要的当属利弊计算与权衡,故而我们将细致的探讨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其代价。

如果说前置问题的研究让我们最后发现代孕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注定不可能的选择(只不过是一个代价或许有些大的选择),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探讨这种制度应该如何建设,或者说在哪些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做出“代孕”好于“绝后”。具体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回答对于哪些主体来说代孕是可以被允许的?是只允许志愿代孕还是说商业代孕也应当被允许?等等问题。不过限于篇幅及时间限制,本文主要探讨前置问题,也就是“合法的代孕在我国是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作为法律人最引以为豪或最为熟练的法教义学本领显得有些没有着力点。或许,如要要回答这个胚胎到底应不应当判给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如法院和许多法学家们尝试的那样,还可以尝试从多个维度进行法教义学的分析,最终得出将胚胎判给两位老人的结论。

可是,如果要回答“合法的代孕是不是注定不可能”这个问题,由于不可能以假定现行法律全部正确或不会变化为前提(而这正是法教义学开展的必要条件),还必须要从立法的视角而非司法的视角去思考(而法教义学是面向司法而非面向立法的),故而,想要运用发教义学分析就得出漂亮的结论似乎是难以操作的。故而我们可能不得不借用更宽广的学科视角。

在线客服